张钟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 研究员, 北京 100010)
在致力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前卫人物中,E·拉兹洛是突出的一位。他认为,他所参与的“现在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比哥白尼的革命发展得更快,比爱因斯坦发起的革命更广泛,它的典型特点是把范围广泛的发现都整合进一个高度统一的、简单的(即使是抽象的)理论框架中”。为此,他提出了“Ψ场”(“以真空为基础的零点全息场”)的物理概念,作为这个统一的基础。150年前,为了将可逆的力学定律和不可逆的热力学定律统一起来,玻耳兹曼将偶然性和描述偶然性的概率论引入物理学。自然界既遵循因果决定论的规律,也服从统计规律的观念为科学界广泛接受。拉兹洛批评这个“影响绝大多数人心灵的科学的世界观”,认为“按照这种世界观,人类的本质特征是地球上的生命史中相继发生的、随机的偶然事件的结果,而人类个体独有的特征则来自他(或她)出生时基因的偶然组合”。运用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概念,拉兹洛提出“前沿科学正在发现一种更为深刻的推理方法……在正在显现的图景中,宇宙中已经进化的一切事物———莫扎特和爱因斯坦,你和我,最大的星系和最卑微的昆虫———都是令人惊叹的无限但非偶然的自创过程的结果。没有任何已经进化的事物是与其他事物毫不相干地独立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事物都是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Ψ场,“不仅仅传递某些类型的超感觉信息,它也把量子和有机体、大脑和心灵以及所有的人和文化互相联系起来。用“Ψ”的理由超越了灵学也超越了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甚至也超越了生物学和生态学。它包含物理学和宇宙学以及当代经验科学的所有领域。”这“所有领域”中也包括“人文科学领域”。在这点上,普里高津也有类似的看法:“社会文化的进化固然有其自己的非常特殊的特点,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最近发展指向了这样的观点,即它是我们物理宇宙进化的许多方面之一。”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否能够统一在这个“新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之中呢?我们且听另一个人的声音,他就是G·索罗斯,那个曾在外汇市场上击溃英国银行并将英国挤出欧洲汇率体制,还一手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著名的国际投资者。索罗斯的声音之所以值得一听,是因为这个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原来天生喜爱哲学,早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曾获准选哲学家K·波普尔为导师,受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并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哲学思考。同时他也关心科学,很欣赏“科学界最近的一种新发展,名叫复杂科学、进化系统理论或混沌理论,“要了解历史过程,这种方法远比传统分析式的方法有用”。但他明确表示,“(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应该适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这个方法统一主义……有一些怀疑,我把这种怀疑表现在我的书名《金融炼金术》上,我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词是错误的比喻……我坚持社会科学是一种炼金术,不是科学。”为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熔于一炉,索罗斯对比了经济理论中的“不确定”与量子理论中的“不确定”之不同:“海森堡建立了不确定原则,而且根据这个原则,量子物理学产生了具有预测和解释力量的统计通则,不确定原则主张观察量子现象会影响量子的行为,但不确定原则本身,或量子物理学提倡的任何其他理论,都不影响量子现象的行为,因此,这些现象提供了可靠的标准以判断理论的正确性。假如我现在提倡一种预测股票市场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一定会影响股市的行为,这样创造的不确定,和量子物理学中遇到的情形不同,会影响据以判断陈述真实性或理论正确性的标准。”这样,索罗斯提出他的“反射理论”。其基本要点是:1 承认我们的心智构思、我们的信念天生有缺陷,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天生是不完全的;2 我们是自己想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参与塑造这个世界;3 承认思考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双向互动,就是说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理解不只是被动地陈述人类社会活动,而且积极建构并改变这种活动,从而反过来影响对这个理论及所陈述事实真假正误的判断。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不能不倾听索罗斯的这个声音,因为这是对金融领域活生生现实的深入思考。但索罗斯对自己的哲学思考不满———“尝试证明我们的理解天生不完全,当中有矛盾之处,我常常觉得已经相当接近答案,却总是作茧自缚,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我尝试做一种不可能的工作,还是因为我是矛盾哲学家———可能两个原因都对”。我们仿佛看到乐观畅想的拉兹洛与困惑无奈的索罗斯面对面站在一种认识的对立两极,他们之间横亘着这样的大问题:对宇宙世间万千事、物、情、理到底能否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若有,真能统一于建立在物理概念基础上的现代自然科学吗?还是另有它途?作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不禁想到“道”:“不道之道,(儒、道、墨等)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这个‘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的思维方式迥异于拉兹洛、索罗斯所体现的西方思维方式。如:其一,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是从“一致”、“统一”的“一”出发的,而西方“整体哲学”是以关系、反馈、耦合、转换、结构等概念将局部组合成整体;其二,“道”的思维是形上的,而西方思维的出发与归宿均在形下;其三,“道”展现宇宙世间万千事物情理各自的自然发展之路,所有这些“路”都体现“常道”,这个终极的“常道”却不能以语言像西方思想那样作穷尽的表达。“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等,是对“常道”形态的一种描绘;其四,“神无方而易无体”,“道”的思维借助象、数、理、类等方法,绝不同于西方的测量(量化)、模型、形式逻辑等。中国人正是在“道”这个大规范之中创造了美妙绝伦的艺术体系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就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硕果。可是现代科学却不是“道”这种思维的产物(依我看,也不可能是,正像不能要求苹果树上长出梨),现代科学是西方思维的伟大的成果,但西方哲学家、科学家想借用这个体系实现从物理现象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大统一”的理论综合是困难的,索罗斯的困惑就是一例。这种“大统一”的希望恐怕在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思维与中国的“道”的思维的接轨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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